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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首战攸县渌田大捷研究
来源:本站原创   2018/5/24 16:58:19 浏览:

北伐首战攸县渌田大捷研究

 

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联合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的首战场就在攸县渌田,北伐战争与攸县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第一”:北伐战争中最先进入攸县的部队是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它是我党直接组建并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北伐的第一场战役在攸县渌田;攸县城是北伐战争中攻克的第一个县城。从全军的军史和战史的意义说,叶挺独立团北伐首战渌田,首克攸县,是人民解放军的整部军史和战史上的首捷地区和首克城池,因此,北伐首战攸县无论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还是在北伐战争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北伐首战的背景

  (一)国内的形势

1.军阀割据混战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奉系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形成。军阀各派系都有一支军队,各自占据着一块地盘,大小军阀都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自制法律,自定税收,任意搜刮和奴役人民,军阀割据地区形成“独立王国”,军阀则是这个“王国”的“土皇帝”。

1925年10月,吴佩孚、孙传芳指挥直系军阀于长江流域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向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发动反奉战争。北洋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削弱,无力顾及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契机。

 1926年4月,北伐前夕,段祺瑞下台,反奉战争失败,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皖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2.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为扩大对华侵略,帝国主义竟相在中国扶植军阀势力。北洋军阀则与帝国主义勾结,各派系都有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为求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各派军阀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都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各种权益,卖国求荣,甘作走卒,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和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

3.国共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军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此前,孙中山先后组织北伐,均未如愿,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也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伟大,认识到联合工农、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双方努力的结果。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过两年艰苦斗争,相继创建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成立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南征,从而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接着,又实现了广东与广西的统一。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广东农民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空前高涨。所有这些,为北伐战争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

4.共产党对北伐所作的努力   

共产党对北伐的要求更迫切、准备更充分、抱负更远大,其历史意义也更深远。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准备了理论武器,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解决了革命的敌人、领导力量、朋友等问题,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二是立足统一全中国,看到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忧心忡忡,而自己力量薄弱,只能依势合作国民党的力量统一中国,因而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最大限度地忍让,为满足蒋的要求,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辞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同时组建了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作为打头阵的核心力量;三是谋划了北伐进程中发动工农大革命运动。

 (二)湖南的局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0月,湖南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1922年5月,改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等为委员,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1925年11月,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会长沙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为大革命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控制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等在1926年2月宣布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当时,吴佩孚部盘踞两湖、河南京汉路沿线,兵力号称二十万。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拥兵4个师,名为自治,实为吴佩孚的附庸。1926年春,在长沙的英国人公开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长沙各界遂掀起反英驱赵(湖南军阀赵恒惕)讨吴(军阀吴佩孚)运动。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中共党员王基永的劝导下,与国民政府开始接触,随后,蒋介石委派陈铭枢前往湘粤边界的坪石,与唐生智就北伐展开谈判,唐最终决定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领导,参加北伐战争。3月,唐生智举兵驱赵,占领长沙、岳阳,就任代理省长。唐生智倾向革命为吴佩孚所不容。4月,吴令赵恒惕所部第3师师长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率3个师另2个旅反攻长沙,同时,命湘鄂边防军司令李倬章率4个师另3个旅增援叶开鑫。

在吴佩孚军队的重兵压迫下,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5月初,国民政府决定救援,并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同时派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开赴湖南增援唐生智。这样就在湖南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三)攸县的情况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以适应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的四大精神,当年10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共产党员潘鹏举来攸县,负责发展党的组织。潘鹏举来到攸县后,以走亲戚的名义,住在县城杉树园蔡钧馨家(蔡的岳父成邦杰,湘潭人,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当时,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教师余来的同学刘鼎元一家也租住在蔡家。余来常到刘家聚会,所以也很快结识了蔡家新来的客人潘鹏举。余来在长沙公益职业学校读书时常参加由毛泽东、何叔衡主讲的湖南自修大学讲演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潘与余闲谈中志趣相投,很快就结下了深厚友谊。

潘鹏举通过余来,串连了县城的宾显梅(缝纫工人)、谭震林(书纸工人)、谭志道(教师),以及黄弼教、刘谭魁、胡端恂等一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为党的积极分子培养。他向大家宣讲革命道理,号召团结起来,投入革命斗争。1926年元月,潘鹏举经过数月多方面的考察,认为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