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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轶事
来源:《株洲社科网》   2012/4/27 13:06:46 浏览:

     

                  文/罗霄剑客

 情怀长工

蔡家在渌田是个望族,到蔡仪父亲时,家道比较殷实。蔡仪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因此蔡仪自幼接触了《诗经》、《左传》等不少典籍,这不仅培养了蔡仪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也孕育着他善良的心灵和美好的情愫。在蔡仪八九岁时,家里雇佣了长工。有个长工名叫元生,这个人对蔡仪很友好,成为蔡仪人生最初的好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成功与成名除了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许多人缘因素相关。元生是一个单身汉,肚子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他经常给蔡仪讲故事。可以说,这个长工元生既是蔡仪最初的知识传授者,也是蔡仪的文学启蒙老师。70多年后,已是80高龄的蔡仪,还常常会怀念起这位长工朋友,还会满怀深情地对妻子说:“夏天的月下,冬天的炉边,我跟元生,坐在他的身边,听他和别人聊天、讲故事,也抽他的烟锅子,吸烟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当时的渌田,农民在农田里种植一种灯心草,也叫灯草,是点桐油灯必用的灯芯燃料。渌田村庄农民有一首谜语是这样描述灯芯浸透桐油来点灯的:“一条白龙过乌江,看见乌江水清亮。白龙吃了乌江水,一无骨头二无肠。”灯草需求最多的是煤矿,那时还没有电灯,矿井下黑咕隆咚,矿工采煤全靠用这种灯芯草捆成把子蘸着桐油点燃后在坑道里照明。那时的江西萍乡煤矿已经有很大的开采规模,井下采煤工人多,是攸县渌田灯草的主要销售地。元生在农闲时,就要把攸县的灯草挑到萍乡去卖。元生每年要去一二次。灯草是泡货,一大包也没有多少重量,必须压迫捆紧,才能多挑点。元生总是将包打成很高很高的垛子。但是太高了不好行走,遇到刮风,就行走不动。元生每次从萍乡回来,总会带一些小孩玩的小碟子、小壶瓶,送给小蔡仪。蔡仪看了觉得又稀罕有好奇,这是他最初接触艺术品。从这些陶瓷品的图案中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可是一想到元生挑着高高的灯草垛子在大风中艰难行走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得来不易,所以对元生送给他的这些小玩意很珍惜。有一年年终,父亲对元生的工作不满意,给他结了账,准备下年不用他了。可是蔡仪不肯,他哭着向父亲求情:“人家没有家可归,叫人家怎么过年?他到哪里去过年呢?”父亲拗不过儿子,终于接受了儿子的意见,又把元生请了回来。幼小的蔡仪就开始懂得关心同情劳动人民了。蔡仪发表在1926年第7期《沉钟》上的处女作小说《夜渔》,就是根据自己与元生的关系所写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性的作品。小说中的且子就是元生,那个贪吃“黄沉沉煎了又蒸的放着青椒的鲫鱼”的男孩寿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蔡仪自己。他们之间有着不同一般主仆的极为亲密的关系,且子着急时喊他为“皇帝”,犹如溺爱的母亲对淘气的孩子的呼唤。“皇帝”和且子合作得那么默契,无论是对付白吃白食他们劳动成果的华叔或偷拔“阎王舅母”海八娘子园里的白菜,他们都配合得非常协调,仿佛就像一对言听计从的朋友。两人午夜捕鱼,且子虽然被瞌睡困扰得难以自持,想回家了,可是由于寿生的坚持,且子还是依了他,一直等到天快大亮,才迎来渔汛,获得“三条两条的一路来”的收获。长工元生给幼年的蔡仪的心灵以知识滋润、以情感温暖,以人生启迪,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并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原型人物,也是蔡仪处女作中的真实人物。

婚后关“禁闭”

蔡仪九岁那年,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称得上是娃娃亲,女方年龄比蔡仪大6岁,这桩婚姻是蔡仪父亲为了报答一个同学的恩情答应下来的。

事情的起因是:蔡仪的祖父在渌田是一个善于经营的生意人,发家致富了。农村里的人“红眼病”(嫉妒)多,就常有人来无事找事,惹事生非,找祖父的麻烦。祖父斗不过他们,只好公开诉讼。而祖父没有读很多书,诉讼方面不是里手,就要读过书的儿子——蔡仪的父亲外出交涉。蔡仪的父亲蔡厚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虽然读过书,可是不善言辞,也不会应酬交际,他就请来了自己在长沙明德师范的攸县同学贺艺林帮忙写状子、应对诉讼。贺艺林比蔡仪年纪大很多,有个女儿名叫贺花秀,已有十五岁了还没有许配人家。贺艺林来到蔡家后,看到蔡家家产殷实,称得上是渌田的一个大户,且蔡厚夫家世清白,就有了想把女儿许配给蔡仪的打算,可是蔡仪这时才九岁。当贺艺林提出这门亲事后,蔡厚夫觉得这位同学有恩于自己,如果拒绝,怕有碍于同学情面,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实际上就成了蔡仪的父亲答谢他的老同学的一种酬劳谢礼。1919年秋天,贺艺林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不放心女儿的亲事,提出要在他死前办完这桩婚事。就在这年的10月,蔡仪就与贺花秀结了婚,这一年蔡仪14岁。婚后不到一个星期,蔡厚夫就把儿子蔡仪关了禁闭,叫做“闭门读书”。这桩婚姻延续到1936年,才签约离婚。蔡仪曾在给好友杨晦的信函中简略说到这桩婚姻:“那也是已经演出的一幕悲剧啊!”

读过师范的蔡厚夫怕儿子难以驯服,身传言教,自己和儿子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门、窗紧闭,就像“关禁闭”。每天通过一个小窗口送饭送水,大小便的马桶也由家人接送。蔡厚夫命令儿子蔡仪每日读书、写文章。蔡厚夫教育蔡仪学习的范文是《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记叙了发生在公元前7225月,郑庄公在鄢打败其弟共叔段的历史事件,是一篇具有多个主题的古文。文章最后段提到孝道的问题。蔡厚夫要蔡仪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写6篇文章,这真是难为了14岁的蔡仪。可蔡仪却能够按照父亲的意愿从6个方面领会文章的主旨去写文章,足见其聪颖超群。父亲的用意就是训练蔡仪的多向思维,从多角度去分析文章内涵。在他父亲严格的训练下,蔡仪的文学才能得到了极好的培养。可以说,这是他对文学评论的发轫。后来他踏上文艺理论研究和美学探索之路,就与父亲这种启蒙教育分不开。如此闭门读书,一直到第二年(1920)年的三月。

爱上了吹号

蔡仪在私塾里读了3年,这时候“五四运动”爆发,开始废科举,兴新学,祠堂坐馆就自然解散了,1919年秋天,蔡家祠堂里的这批学生就去投考县城的第二高等小学。可蔡仪的那些堂兄弟和表兄弟没有一个考上,只有蔡仪一个人考取了。蔡仪年龄太小,又没有同伴,家里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较远的县城寄宿读书,所以母亲说:“县城那么远,你一个人还是不要去。”蔡仪是个孝子,听从了家人的安排,也就没有去县城读书。1920年暮春三月,蔡仪和他的几个堂兄弟、表兄弟作为插班生来到了攸县第一高等小学(攸县一中的前身)参加考试,蔡仪以优异成绩考了第一名。一高原是清末的东山书院,废科举后改为攸县第一高等小学。

攸县一高这时候还驻扎着张敬尧的军队,这些军人士兵常常吹号起床,清早就到学校的操场操练,这给蔡仪一种好奇心理。他是第一次听到军号声,让蔡仪有一种冲锋陷阵的豪壮感、威武感。吹军号,后来竟然成了蔡仪的一种业余爱好。当时学校买了几支军号,想吹的人很多,只能轮流吹。因为放假要回家,在学校连轮流吹的机会也没有了。蔡仪和堂侄祖舜就将芦管当成军号,即将芦管挖空,切成军号那么长短,一头削成斜口便于嘴唇封住。蔡仪他们鼓足劲,运好气,腮帮子常常鼓胀得发胀,倒也能发出一种近似军号的声音。

吹号是需要运好气的,气流要集中从嘴唇吹进号管里,才能发出强烈的军号声。运用不好,就会从嘴唇边泄漏出去,发不出声音。蔡仪他们叔侄俩个自得其乐,互相应和吹着,自认为这就是军号。这是蔡仪第一次接触乐器,这种乐器给了他灵感。每当他和堂侄吹响“军号”,“号声”划破寂静的旷野,一曲悠扬清冽的回荡在家乡农舍的上空,似乎在唤醒着人们,并带来新的希望。蔡仪和堂侄祖舜这种吹号的业余爱好,有一次还真正作为军号派上了用场!

蔡仪有个伯祖父名叫蔡子谦。1921年去世时,蔡家就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给他选地穴。风水先生认为在攸县与茶陵搭界的丫尖山有一块风水宝地可以下葬。可是这座丫尖山属于攸县和茶陵共管的。茶陵那边的地主不肯葬,并放出话来说:谁来下葬,就打断他们的腿。所以,蔡家有人就想到了用军队来壮威吓吓茶陵那边的地主。蔡仪的祖父曾经花钱给蔡仪的五叔蔡阳和在北伐军里捐了个参谋,实际上就是花钱买了个参谋官位。五叔身着戎装常常带领着一个班的士兵驻扎在村里,也显示过一些威风。但光用一班军队还不行,还得要有一支军乐队壮威呀!蔡仪一听需要军乐队,马上说自己和祖舜会吹军号。五叔就从军营里借来了两根军号给蔡仪和蔡祖舜,要他们吹吹。蔡仪他们平日里用芦管当军号训练过,拿起真的铜管军号,更是中气十足,真的还像是军号手有模有样地吹了起来。伯祖父蔡子谦的灵柩出殡上路了,送葬的队伍中就有一个班的士兵队伍荷枪实弹走在中间,蔡仪和蔡祖谦俩人吹着军号走在军队的后边,嘹亮的军号划破天空,给这支送葬的队伍增添了几分威严。茶陵那边的地主见了这架势,哪里再敢阻拦?蔡家就这样顺顺当当地将伯祖父安葬到了丫尖山上的最高处,让他长眠在可以居高俯下,看到攸县县城的这块风水之地上了。

地基风波                           

1922年,16岁的蔡仪考取了长沙的长郡中学。在这里,他接受了新思想,科学、民主等先进理念开始在头脑里扎根,对封建迷信一类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开始唾弃。1924年暑假,蔡仪回到老家攸县渌田度假。这时,家里要建房子,开始挖地基,在挖地基时挖到了一个无名坟墓,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埋下去的。蔡仪的祖父和家人觉得有些不好,就不想再挖下去了。而年轻气盛的蔡仪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的地底下那个地方没有埋葬过人呢?他觉得不应迷信鬼神,起房造屋是自己的事情,只要自己住得安逸舒服就行了。在家人都不敢再挖的情形下,蔡仪自己拿着锄头,带头挖了起来。这件事,本来是蔡家自己的地基,挖与不挖与旁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可是这件事竟被当地一个专门喜欢无事生非的老讼棍,捉着敲诈蔡家钱财的把柄了。这个老讼棍自恃中过秀才,又在县城里一个大户人家坐过馆授过徒,那个大户人家有个在外面做过县长的人,这时也在家里赋闲,于是两个老讼棍沆瀣一气,联手把蔡家告到了县政府,说蔡家起屋动土挖了别人家的祖坟。蔡仪的祖父虽说在当地成了富裕户,可是那是依靠勤劳发家的。蔡仪的两个伯父都是安分守己的农民,蔡仪的父亲和叔父虽然都在外面念了书,可也是老实本分的人,外出交涉办事方面的能力不很强。他们觉得对方明明是在讹诈欺负人,却偏偏要向两个讼棍认输,还要陪人情(钱),实在是想不通,也就没有去和主动和对方和解。

蔡仪大妹的婆家有个惯于争讼的好事之徒,也在一旁扇风点火,一味地怂恿唆使“这场官司一定能打赢,包在我身上。”家里人见有他为蔡家诉讼,也就由他担任蔡家的代诉人,与两个老讼棍打起官司来。这场官司一直打了两年,使得蔡家经常要拿出现洋送给那些包揽诉讼的人,由他们去打通关节。这场官司总共花去了蔡家4000多块光洋。这件事从蔡仪在长郡学校读三年级起一直到他在北京大学念书的第二年还没有了结。家底不是很厚的蔡家被这一场官司差不多拖垮了,经济开始拮据起来,给在北京读书的蔡仪寄钱也开始困难起来了。后来祖父过世了,几乎不能再继续念书了。这件事给了蔡仪的心灵极大的震撼:一方面他没想到这样的一件小事竟然会演绎出这么复杂的局面,使他看到了社会的复杂,人性中丑恶势力的居心叵测;一方面他也为自己当时的血气方刚,没有考虑后果,导致家庭出现这种窘境而深感内疚和自责。这件事情给青年的蔡仪上了一堂深刻的社会教育课。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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